近日，中央統戰部微信公眾號“統戰新語”開設新中國成立75周年“心聲”專欄，以黨外人士親歷者、見證者的視角，講述新時代統一戰線成員奮進新征程的動人故事，表達廣大統一戰線成員愛國奮斗的真摯情感，在堅定不移朝著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宏偉目標奮勇前進的新征程上貢獻智慧和力量。
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四川省青年聯合會第十四屆委員、四川省黨外建言獻策專家庫入庫專家，無黨派人士貢布澤仁的自述日前獲得刊載。
我出生在川西高原的一個牧民家庭，從一位普通牧民的孩子成長為北京大學的博士，學成畢業后帶著對家鄉的深厚眷戀回川投身牧區建設，把論文寫在草原上，把成果留在牧民家，親歷和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國家關懷下西部民族牧區的發展與變化。
抉擇：草原牧區的記憶
我是牧民的兒子，草原為席，牛群為伴，在那里我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7歲那年，我面臨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是繼承家業成為傳統牧人，或是追求學業。奶奶和親戚們都說：“一個男孩子不去寺院當扎巴或者在牧場放牛，還能做什么呢?” “為什么要讀書?到教室里待著能把牛放好嗎?”這時，阿媽站了出來，她告訴所有人：“現在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政策多好呀，貢布澤仁到了該讀書的年齡了!”在親戚們的抱怨和責備聲中，母親力排眾議堅持讓我讀書，7歲的我是當時村里第一個背上書包上學的孩子。
由于年幼且自理能力不足，加之上學路途遙遠，阿媽便拜托當時50歲的舅姥爺每日陪讀照顧。他日復一日騎馬往返，接送我上學回家。哪怕寒冬的時候，無論河水多么冰冷刺骨，都會背著我過河。阿媽則每天站在村口目送我上學，又等著我歸來。我至今無法忘記她在村口等待我回家的身影，那個身影總是溫暖的，但也是嚴厲的。當我讀書不專心的時候，阿媽的皮鞭就會像雨點一樣落下，讓貪玩的我無處可逃。
阿媽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曾在州民干校讀過幾天書，20多歲成為村里首位女性村支書。村子里事多，家里日子又苦，靠幾頭牛度日，但她平日里常常抽時間自己看書。或許是這為數不多的讀書機會讓阿媽打開了眼界，她不僅堅決支持我上學，還在我讀書的那些年，前后幫助了15位牧區的孩子去學校讀書。
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政策的大力實施和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才讓我們這些牧區孩子逐步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我切身感受到了教育對牧區孩子的重要性。2016年，我回到曾經求學的地方，看到我們村里的每個孩子都在上學讀書，都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母校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也在全面升級和改善。這些一點一滴都是牧區教育巨變的成果，也承載了教育改變草原牧區的時代記憶。
求學：從草原到北京大學校園
2007年，我在青海湖周邊的牧區案例村進行調研，那也是我第一次帶著所學的知識回到牧區。我發現原來牧民對草場生態竟然有著自成系統的深刻認識。小到每一株植物的名字和作用，大到牲畜與植被、土壤及氣候之間的相互聯系，這些知識形成了一套適合本土生態系統特征的管理模式，被學術界稱為社區習俗制度。在采訪中，一位牧民說道：“在不同的季節里，牛羊都有著不同的食草行為，它們需要吃不同草場上的植被來滿足它們的生產需求。比如在寒冷的冬季，我們會把牲畜放在海拔較低的山腳下，這樣有助于它們過冬。而牲畜在不同季節草場之間的移動可以起到草場踐踏、種子傳播、草場施肥等作用，對草的生長很有幫助。這也是我們為什么一直保持季節性游牧的原因。”
盡管我從小生活在牧區，但之前對牧民的智慧及放牧方式的認識僅停留在一份情懷和單純的熱愛上，對牧區的認識一度徘徊在浪漫與落后等形容詞之間。我不斷地進行田野調查和學習牧民的知識后，才逐漸認識到，游牧文化中蘊含的幾千年本土生態知識和社會習俗制度在草場資源保護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國際主流理論和大眾對我國草原牧區的創新實踐認知尚不系統。因此，我希望用科學方法記錄、講述和傳播我國游牧民族的生態文化，講述屬于我們中國牧民的獨有故事。
帶著這樣的初心，201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學環境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在導師李文軍教授的指導下，系統學習自然資源管理與環境科學等課程，并深入研究牧區的游牧文化、社會變遷與發展、草場生態系統特征及牧民社區組織創造的草場管理制度，并將博士論文聚焦于草原三權分置制度改革下青藏高原牧區的草場管理制度變遷與創新研究，旨在探索青藏高原牧區草場管理中的習俗制度與市場機制的關系及其影響。研究發現，隨著牧區社會的變遷，在社區習俗制度的基礎上，牧民采納了市場機制的手段，創造了適合于牧區社會生態變化的管理制度。社區自主組織的管理制度在提高畜牧業生產和牧民生計以及保護生態方面更有效。
歸鄉：
把論文寫在草原上
把成果留在牧民家的“西財人”
2016年博士畢業后，我主動放棄留京工作機會，毅然選擇了回川建設家鄉，有幸進入西南財經大學任教。
借助學校“雙一流”建設東風，在學校和學院的大力支持下，我組建了青藏高原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團隊。團隊主要聚焦“人口高質量發展對青藏高原現代化建設的支撐作用”“生態文明思想在青藏高原的實踐”以及“青藏高原農牧區如何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的銜接”等主題科研攻關，為我發揮研究專長提供了平臺和機會。
我每年組織研究生前往青藏高原進行為期2-3個月的田野調查，旨在帶領更多優秀學子發揚“經世濟民 孜孜以求”之西財精神，用腳步丈量西部大地，以科研記錄牧區發展圖景。2018年，我們在川西若爾蓋牧區調研時發現，與2011年相對比，我們長期追蹤的牧戶家庭新增了很多不同的收入來源，從傳統的單一畜牧業收入轉向多元的收入來源，增加了社會養老保障和公益性崗位的收入。這大幅度提升了牧戶的收入水平，很多牧戶家庭有能力在自己冬季定居點的房子添置更多現代家具，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牧民的幸福感總是洋溢在臉上。每每看到牧民家人們的溫暖笑臉，更加堅定了我要從科研視角記錄和講述青藏高原現代化發展故事的信心決心。
作為一名黨外人士，我深感這一身份意味著榮譽和責任。議政建言不能紙上談兵、坐而論道，需要找出真問題、提好建議，才能為黨分憂、為國擔責。我堅持把中心所在、大局所需和自身所長結合起來，擔任四川知聯會會員、四川省青年聯合會委員、四川黨外建言獻策專家庫專家、四川省留學人員聯誼會資政專委會副會長等多個職務，積極參與各級統戰部門組織的學習培訓，多次赴甘孜、阿壩等地參加長江生態環境保護專項民主監督工作。
8年來，我先后深入青海、四川、甘肅等牧區開展農牧區社會經濟發展調研60余次，積累了大量寶貴的一手民生數據，建立起了國內少有的涉藏地區農牧民社會經濟發展微觀動態數據庫，主持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草原產權制度的變遷與創新研究》，出版專著《青藏高原草場產權制度演變與創新》并榮獲四川省第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今年暑假，我在青海玉樹牧區調研時發現，與2016年相對比，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很多牧區村子建立了村集體生態畜牧業合作社。通過整合牧民的畜牧資源和勞動力，推動草原畜牧產業發展。對畜產品進行加工銷售的同時，研發出與草原畜牧業相關的文創產品，不僅改善了草原畜牧業的產業發展模式，而且有效解決了本村青年就業問題。其中一個案例村的合作社為30多名本村青年待業者提供就業機會。
正是在黨和國家的政策感召下，牧民的生活實現了從傳統的“靠天養畜”逐步轉向“畜牧產業化和牧民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全面提升，農牧戶居住條件得到了大幅改善，交通網絡更加便捷，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服務更加完善。農牧區的現代化不僅鞏固了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也為進一步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能夠切身感受和見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西部農牧區的實踐是我一生莫大的榮幸，未來我將繼續發揮專業優勢，自覺將論文寫在草原上，把成果留在牧民家，為西部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貢獻西財力量，以實際行動回報黨和國家的恩情與關懷。
